乾隆三年(1738)、十八年(1753)又相继严令禁淫词小说和禁评《水浒》、《西厢记》，理由是“使人阅看，诱以为恶”。可见，这一时期的禁书内容，名义上主要在于淫秽图书方面，因此数量毕竟有限。所以，这与乾隆中后期编修《四库全书》时的禁书运动相比，无论是规模的宏大，内容的广泛、手段的巧妙，还是组织的严密方面，都要远逊于后者。后一时期的禁书谓之大波，前一时期的禁书不过是微澜而已。
　　乾隆大规模禁毁图书，是从为《四库全书》征集遗书而逐步开始的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)下令设置四库全书馆，准备以十年时间，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《四库全书》。这部丛书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厉代的重要著作，因此它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，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，对学术文化当然是一大贡献。可是，乾隆一面要全国藏书家提供珍本书籍以供选择，一面却把被认为是“词意抵触”的“违碍”、“狂悖”之书大量禁绝和焚毁了，其手段就是“寓禁于征”，这比乾隆的乃祖乃父自然要高明许多，对文化典籍的破坏也更为严重。
　　乾隆三十七年，乾隆在征集遗书的上谕中说：“朕稽古右文，聿资治理。……古来著作之手，无虑数千百家，或逸在名山，未登柱史，正宜及时采集，汇送京师，以彰千古同文之盛”。乾隆一开始便打出“稽古右文”的招牌，以访求遗书的面目出现，劝说藏书家们将好书献出来“公之同好”。但言者谆谆而应者寥寥，因为康雍之世及当世之时，因文字而获罪的殷鉴未远，人们还心存余悸。于是乾隆于三十八年(1773)又几次谕告人们解除疑虑，不要因为书中有忌讳字句，而不上交，并保证不摘瑕疵，以为诱掖，如他在三月的上渝中说：“文人著书立说，各抒所长，或传闻互异，或记载失实，固所不免，果其略有可观，原不妨兼收并蓄，即或文字触碍，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，此乃前人偏见，与近时无涉，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?朕办事光明正大，可以共信于天下，岂有下诏访求遗籍，愿于书中寻摘瑕疵，罪及藏书之人乎?”然而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在乾隆这种信誓旦旦的背后，隐藏着一场巨大的文化浩劫。
　　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八月，为编纂《四库全书》而征集的遗书已由各省纷纷送到北京，数量达万余种，但各省仍没有把“忌讳”之书呈送上来。为此，乾隆又在上谕中明白指出：“岂有裒集如许遗书，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?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，其问毁誉任意，传闻异词，必有诋触本朝之词，正当及此一番查办，尽行销毁，杜遏邪言，以正人心而厚风俗，断不宜置之不办。此等笔墨妄议之事，大率江浙两省居多。其江西、闽、粤、湖广亦或不免，岂可不细加查核?……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，或系裨官私载，或系诗文专集，应无不共知切齿!岂尚有听其潜匿流传，贻惑后世?……若此次传谕之后，复有隐讳存留，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，日后别经发觉，其罪转不能逭。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。”乾隆不仅道出了禁毁图书的目的、内容，而且还直接地对各省官员及藏书之人进行威胁，可说是图穷而匕首见了。
　　乾隆这个查缴禁书的上谕颁布全国后，同年十一月，广东督抚即查出屈昭泗家中有“逆书”，但乾隆认为在读书人集中的江浙地区的地方官员却不如广东，就又专谕江浙：“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，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，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?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朕意乎?”此旨一出，奴才立即照办，于是江浙各省地方官加紧查缴遗书，许多藏书家也迫于形势将家藏书籍上缴四库馆。据清人统计，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征访图书，至三十九年，三年中共征书13781种，其中以浙江最多，共4588种，可见乾隆的斥责督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。
　　当时，清廷查缴图书的工作，主要是两条渠道；一是由各省督抚查缴，在地方上先初步甄别是否属于“违碍、悖逆”，应该全毁还是抽毁，分门别类，开具缘由，缮写清单，具析奏进。然后把书籍逐一包封，派员解缴军机处。乾隆还下令在藏书家最多的江浙等省专门设立“收入局”，负责查访和甄别各类书籍，同时根据清廷下发的禁书书目加以增编，列出各地的禁书目录。如现存浙江编刻的《禁书总目》及河南的《违碍书目》即属此类。各地之间互通声气，交换禁书书目，以备查缴时参考，使禁书范围日益扩大，然后把书送缴北京。二是由四库全书馆从各省采进本中查寻禁书，并列出禁书目录，下发各省按月抽缴，现存尚有《全毁书目》和《抽毁书目》。
　　以上二条渠道所获的书籍都送到军机处，按韵编号，咨交翰林院审查，将“悖谬”之处写成黄签，贴在书眉上，由乾隆亲自过目批准后，将书籍或予全部销毁，或部分抽毁，或删削挖改，或抽换填补。销毁是在军机满汉司员的监视下，在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中焚毁。如有原书版者，将书版一并“查明铲毁”。这种禁毁图书的工作一直进行了一、二十年之久。
　　乾隆禁毁书籍的范围在四库开馆前主要包括小说、戏曲、明季野史。到了开馆后扩大到志书诗文、笔记小品等，除了经部之外，其余史、子、集三部无一幸免，这在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十一月颁布的《查办违碍书籍条款》中，记载得十分清楚，它的主要精神是：反清的书籍绝对不许留存，必须全部焚毁；涉及辽东及女真诸卫字样的也视情况销毁；反清名士的书籍，俱应销毁；凡宋人之于辽金元，明人之于元，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，都要改正或销毁；各违碍文集俱应清毁或抽毁。这个条款把查缴禁书的时限上溯到宋元，大大超越明末清初的界限，范围也更加广大。
　乾隆时期总共销毁多少书和多少版片?当时没有精确统计，后世也难以考查清楚，仅据现存的《禁书总目》、《掌故丛编》、《文献丛编》和《办理四库全书档案》诸书考之，除去重复书名，共有全毁书2400多种，抽毁书400多种。每种应毁的书都焚毁了许多部，焚毁的书籍在四库开馆十年间有10万部以上，烧掉或铲毁的书版有6万多片。其销毁书籍的总数几乎与四库现存书相等。至于人们因害怕获罪把书籍自行悄悄销毁的当也不在少数，这就更无从计算了。